星期一, 6月 23, 2008

紀錄八十年代(三)「香港人」的觀念

爸爸正忙得天昏地暗、不可開交,但今早閱讀呂大樂在《明報》的《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仍然感到值得花點時間把文章引錄一下,留待我長大後認真思考。

呂大樂﹕鍥而不捨還是政治惡搞?

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

「城邦想法 毋須事事以國為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社會,曾有過一種城邦的想法——這既是當時港人由暫居或過港的自我定位,轉型至視香港為家、城市的身分認同,同時也是一種主觀願望,希望擺脫以往國共兩黨爭奪政權而衍生的國族政治框架,在香港這個殖民城市爭取多一點市民的權利,拓展多一點市民參與的空間,實現有限度的社會改良。這種想法或許有其一廂情願的地方(畢竟大環境是那仍然封閉的殖民制度),但背後假設了這種城市觀念不以民族主義或其他政治道德標準凌駕於其他原則之上來對待問題,而是以市民為本。當年這種強調市民、民間的論述,旨在反抗殖民政府的官僚系統。這種城邦的想法並沒有很完整的連結為一套政治思想,多年來只是散落於不同形式的社會抗爭或民間訴求之中,是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城邦的想法並不否定國家,只是認為不一定事事以國家為大、為先;按城邦的想像,跨國的城際聯繫較國家內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更為重要。在城邦的生活世界裏,宏大的論述(如民族主義、政治忠誠)並沒有一種人人不得不服從的地位。」

香港人過去常自稱為「香港人」(近日那位新加坡籍政治助理不也理直氣壯地自稱香港人嗎?在這個政治生態亂七八糟、政治景觀一塌糊塗、以胡鬧趣劇為主調編寫政治劇場--泛民搬弄一國的原則,反倒親中躲進兩制空間--的當下,她竟敢這樣說,三分勇敢中不免透露了七分天真和幼稚的嬌傻憨戇,真替她抹一把汗,頗有一份小丑表演時,觀眾以為他快要自鋼線跌下卻又安然無恙的情趣),這種實踐近年常遭民族主義者(特別是在民族教育的宏大論述中)批評為不愛國。以上「城邦」的現象學觀念很能為「香港人」的政治身份找到辯護的理論基礎。

噢,花太多時間了,爸爸又要工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