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 1月 09, 2010

80後?

《明報》今天刊登了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的〈快樂頑鬥:人人都是「80後」〉(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108/4/g0xf.html),爸爸讀後,說,好文章,值得一讀。

這篇文章有兩點很可思考:

一、香港的政治文化正在大變動之中,這是極明顯的(雖然,政府高官看不到、或不願看到這種極明顯變化,也是極明顯的,曾俊華那篇可笑的〈八十後〉博文是經典)。這種政治文化的變化,當然始自 2003年的七一遊行(哈,當年我只兩歲,但我這「千禧後」也由維園走到中環,行足全程,而且,當天爸媽還沒有帶嬰兒車呢)。這篇文章很清晰地點出了變化的焦點:

「因為『80後』雖然動搖香港既有的『發展大晒』的價值觀,要求保育大自然、守護瀕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他們絕非只是來自富裕的中產家庭。相反地,『80後』一開始就靠近基層,出入草根,積極的參與者來自不同階級背景。他們由反對拆天星、保衛皇后碼頭、反對拆喜帖街,以致保衛菜園村運動所走的社會運動方向,動力更多來源自對香港歷史的蒼白、家園感覺的缺失、主體性的被長期貶抑所作的反抗。」

龍應台2004年11月10日在《香港,你往哪裏去?》一文中,提出過壟斷香港的所謂「中環核心價值」,她說: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舖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針。

……這樣的敘述,其實也不正確,因為我很快就發現,香港裡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惟一的價值在堅持。」

這些八十年代前成形的「中環價值」意識形態,包括了許多已經異化了的「大話」(grand narrative):
  • 發展是硬道理
  • 香港是經濟城市,搵錢至上
  • 程序癖,代替公義(所以,發展了異化的諮詢政治文化)
  • 以機械平等觀,代替公平的觀念(立法會競選時的發言時間等規定是表表者)
  • 社會由菁英領導(政黨政治的概念由此而來;又如,說明星、議員等名人是年青人的榜樣,他們行差踏錯,會教壞年青人等上一代人自以為是的想像)
  • 香港公務員是世上最優秀的,AO萬歲(今天看來,很可笑,對吧?)
  • 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有自由(推論是:所以,也很不錯了)
  • 委任制讓願意為香港作貢獻的專才避免浪費時間在多餘的選舉工程上(而不說,這些專才想掠取政治與經濟利益,反而倒過來把參與選舉的說成為了選票才做事)
  • 阿爺話事,無可奈何,甚至為此指鹿為馬(如普選可指普及但不平等、外國聲援導致法庭重判政治犯),而能面不紅,氣不喘(這是回歸後最最可怕的事)
  • ……
羅永生的文章,指出了,香港開始唾棄這種中環價值觀,當然也包括由這種價值觀所支撐的政治體制,並特別指出了價值觀轉變的社會政治原因。在這裡,爸爸似乎看到功能組別終於大限將至、劫數難逃的一些苗頭,這是很值得高興的。

溫家寶說香港有深層次矛盾,這矛盾自然根源於一國兩制無疑。月印萬川,一國兩制的深層次矛盾,具體表現為許多規模大小不同、影響程度各異的社會現象。保衛家園村運動帶起的八十後討論,反映了現有政治文化與體制所賴以維持的、八十年代前成形的價值觀,在八十後一代漸漸瓦解,只是其中之一。國家機器當然希望八十前的中環價值觀可以千世萬代,可是,正如鄧小平所說,這是大氣候,誰也阻擋不了。

二、呂大樂提出四代香港人的觀念,「八十後」即第四代香港人。羅永生文中不點名批評世代劃分的觀念,或者,批評套用四代人觀念解讀80後的範式,羅說:

「簡單來說,『80後』不是社會學上一個嚴格的世代劃分,你要怎樣從人口構成的劃界去捕捉或推斷他們的走向都只是徒勞,因為『80後』所象徵的其實是一種愈來愈頑強的跨階層、跨領域的反抗性『次文化』。這種『次文化』到底要反抗什麼呢?答案就是『廢話」、『謊言』、『假權威』、『父權專橫態度』和『犬儒主義』等等所謂『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ism)體制下的必然現象。」

所以,羅文認為,人人都是「80後」,現在的種種「80後」現象是一種反抗已有價值和體制的文化,不專屬於某一世代。

這是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兩種不同範式和視野很有趣的碰撞。社會學從社會屬性背景看問題,要求能採集實證數據以發展解釋現象的理論,文化研究從更普遍的意識形態矛盾出發,解釋社會現象,二者的研究對象相同,但出發點和終點卻剛好相反。這種跨學科的比讀,也真太有趣味了。

不過,只要讀過《四代香港人》,都知道這本書不算是嚴謹的社會學著作(作者也親自說過,寫這本書的動機在於向當時剛過世的第一代港人的父親致敬),充其量是一個社會學研究的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或假設。而且,書中對八十後的第四代港人太過悲觀,認為第二代港人(即現時的既得利益階層)沒有為第四代盡過責任,舔盡為己的利益,因此第四代無法走出第二代設定的框框,註定一開始便無法成功。顯然,呂大樂這裡看錯了。一如《侏羅紀公園》所說的「大自然自有方法」一樣,第四代自有方法走出不公義的條條框框,或者,更準確說,這些八十前看到的框框,例如車仔、屋仔、老公老婆仔、BB仔等的追求,在八十後眼中根本是不存在的,因為,I don't care。而且,還會如陳雲所說:「他們現在所做的,正是我們這代人年輕時應該做,但不敢做,亦做不到的,所以我們50後和60後這代人是有罪的,他們是為我們贖罪。」

龍應台2004年問「香港,你往哪裏去」,原來,答案不在於回答到哪裡去,而是,從哪裡走。爸爸認為,八十年代是香港風華最茂的年代,八十後是香港在這個高峰之後的另一個發展。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套用弗洛伊德,認為後輩詩人對前輩詩人逆反,是詩歌發展的線索,八十後對八十前的揚棄,亦可如是觀之。

不過,爸爸說,我們得時刻保持清醒,要記住,棄置洗澡水,不免會把嬰兒也倒掉,八十後對八十前的揚棄,也肯定會如是。因此,千萬別把八十後浪漫化,結果容不下這次由八十後領軍的政治文化運動的任何瑕疵,因而以瑕掩瑜,本末倒置,就像現在很多對六四的論述一樣(諸如甚麼「學運領袖都有錯」之類)。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道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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